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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家一直很自觉地担当起抬头仰视的奴性的角色，定要捧出教父般的精神领袖，故而放弃独立判断，患上了软骨症。
最近的《南方日报》在报道全国文代会消息时，引述了名作家贾平凹的一番感言：听总书记的报告很震撼、很亲切，感觉到创作环境、创作空间很宽松。关于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胡总书记的角度很新颖，意义深刻，也更加尊重艺术规律，可以说这预示着文学的高产和高峰期即将到来。另外，报告很有文采，删一字而不能。
贾作家此言一出，即引起网路强烈反响。这位关中大才子所谓的“震憾”，着实让许多人感到别样的“震憾”。也许贾某人是出于真切的“震憾”。但为什么人们更愿意把他的这番“感触”，视为另类“废都”的出奇表达？
大凡官场中人，每逢“新政”旨意和重大事态，总是需要应景表态的。如果真是在官场，吹捧一下上司无妨，阿谀一下领导无妨，甚至阿谀吹捧的出语再肉麻一些也无妨。但在文学场，一位所谓的大作家如此这般的“唱诺”，看上去是一种“深明大义”的表现，实质上却尽失其《废都》横空出世时曾闪烁过的那种独立人格。想当年，巴金也是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家成为“革命同志”之后，得了“文学大师”的声誉，却再也没写出过可与其前半世的作品比肩媲美的大作。如今贾平凹蜕变为贾平娃之后，看来也要就此江郎才尽了，于是只会说出了如此让人“震憾”的感慨。
或者，如此表态者另有所图？犹如有位网民所言，这是贾作家，也是诸多体制内的作家惯用的“生存之道”，明明心里并不如何认同、肯定和赞赏，却故意极尽吹捧之能事，为的只是求得自身更加安全一些。这倒使人想起了八十年前鲁迅写过的一篇檄文《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的；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
“中国人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这倒不是说，对领袖的好话一定不能说。领袖说了好话，百姓自然可以夸赞几句，只是这等夸赞最好说得平实一些，中肯一些。不要一惊一咋夸大其辞，更不要出离得无限拔高以至让人炫晕的超级
“格调”。好似唯有领袖才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人亡政息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等超级“拔高”的敬颂，历来靠不住，也注定经不起时间光芒的齿啃细嚼。
或许，贾大师的“震憾”只是出于某种本能的一份激动。因了体制内的习惯使然，终究可以理解。然而，其所言“文学的高产和高峰期即将到来”的预判，可是更为离奇的了。
中国的“文学高产”和“文学高峰期”，什么时候是赖着某个领袖的一则讲话勃发的？甭说唐诗宋词的诞生与当时的帝皇关联不大。四大名著也不是得着哪位帝王将相的首肯之后，才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即便后来被“新中国”誉为大师级的文学家，如茅盾、巴金、鲁迅、老舍之类，他们创作最巅盛的时候，也始终不是受着哪位领袖“讲话”的启迪和引导，而且他们写出最使人耐读的文学佳作的时空区间，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回望这半个多世纪来，每任领袖关于如何繁荣中国文学的“报告”、“讲话”何止一次二次，但何曾出现过真正的“文学高产”和“文学高峰期”？
如此看来，贾大师者流至今还有极深的“文学教父”的情结。说起来作家应是最具独立自我的思考者。但一位文学上被公认为有所创就的作家尚且如此媚俗，国民性中具有根深蒂固的皇帝情结就毫
不奇怪，清宫戏的热闹场景可以久盛不衰也由此给出了生动的注脚。那些有点声望的作家也会将一国文学的兴旺寄托于某位领袖教父式的开明恩泽，甘愿放弃独立的自我人格，失去独立思考的评判准则，结果可想而知：必定不利于真正的文学进步和繁荣。相反，却完全有碍于中国文学高峰的到来。
“教父”是西教中的称谓，其本意并没什么贬意，不过是类似牧师性质的一位教长。延伸开来，也就有点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权威意味。只是在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写了《教父》的小说和马龙•白兰度出演过《教父》的电影之后，才使“教父”蒙上了几分令人恐怖的警惧。因此，如果人们在普遍的社会领域都自觉不自觉地怀上了“教父”情结，那是很可怕的。特别在精神创作者的世界里，“教父”形象及其语境标准的存在和膜拜，必然是对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一种限制乃至威胁。
可是，偏偏我们的一些作家一直很自觉地担当起抬头仰视的奴性的角色，定要捧出教父般的精神领袖。真不知这是出于他们的真心，还是因为他们担心受到不经意的冷落，故而放弃独立的判断，患上了虚以奉承的软骨症。
文学是不需要教父的。事实上那些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文学作品，也从来都不是赖着哪一种教父式的教导哺育出来的。再说，文学也不是具有何等伟力的作为。文学就是文学。鲁迅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了”。说到底，文学只是个人的心声。这一点又像高行健所言，正因为是个人的声音，所以是真实的声音。也正因为是个人的声音，也是微弱的声音。文学如果为某一政治集团，或只为某一杆旗帜服务了，如此的文学就不可能再是人性的文学。
如果我们的作家本身尚不具备独立的人格，特别是不具备敢于蔑视权贵权威的精神人格，其所创作的作品，也不会有多少独立的品位。今日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种独立的人格意志。因而媚俗恶俗的东西可以大行其道。一个充斥着浮华世况和心态浮躁的时代，一个常常以财富多寡论英雄成败的时代，一个道德沦陷、信仰虚无的时代，是不可能生出深度负重又能让人心震憾的文学娃娃的。
还是《背叛》里的那个意大利黑手党的头领一语中的：这个时代不缺有才干的人，但缺有精神的人。
那么，渴望受人尊敬的中国作家：你的精神在哪里？
来源: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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