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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优先于科学。这个“先”字并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主要指艺术与科学的关联实质。通常以为，技术是最有用的，从技术到科学，再到艺术和哲学，似乎是用处越来越不大了。这种观念给我们的教育、科学乃至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危害之烈，可能是不易被感觉到的。历史和现实都能说明，重大的科学理论，从开端到展开的过程中，艺术和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艺术；科学；教育理念
一
只要回首历史，无数的事实会连同思想一起呈现。我们看到，中国人并不是在懂得了经典力学、材料力学之后修建长城的；埃及人也不是在知道了牛顿三大定律和微积分之后才修建金字塔的；意大利人在1174—1350年间修建的比萨斜塔竟让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为了保护它而煞费苦心。
17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笛卡儿写过一部名为《音乐概论》的书。18世纪的科学巨人欧拉也有一部名为《建立在确切的谐振理论基础上的音乐理论的新颖研究》的著作。19世纪的物理学家赫姆霍兹也研究过音乐。科学家研究或喜爱音乐和艺术的现象不是个别的例外。然而，在这些研究之前，音乐早就存在。数学、力学、声学的原理能解释乐谱、声频……却不可能解释曲种的千姿百态和乐器的千式百样，科学家是在研究早已存在的音乐的一小部分。至今，在偏僻的山村里，可以看不到数学、力学、声学的踪影，却可以听见不绝的山歌和民谣。
修长城，建运河，在今人看来，那应当系统研习测绘学，还肯定少不了经纬仪、水准仪，也得用上电脑，可是，两干多年前的古运河还不知这些设备为何物，虽然技术亦不可能一点也没有。当然，这一史实应当不会导致对科学技术于推动社会进步意义的忽视。同样，当我们说绘画中的色彩先于色谱学，绘画中的线条先于拓扑学时，也丝毫不意味着对几何学、光学的轻视。
“艺术先于科学”的“先”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不是一个历史先后顺序问题，它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关联上。科学美源于自然美，却又不能完全归结于自然美。科学美本身是由自然和人共同塑造的，自然提供了画板和模特，人拿起了画笔并运用了色彩。自然先于（或孕育了）人，人先于（或孕育了）科学，人在科学活动中接受自然美的洗礼并用科学美的方式表达它，这构成了人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
事实上，人在科学活动中的行为常常是从新奇、美好、向往那里开始的，既不是从结果开始的，又不是从原因，更不是从因果（或科学逻辑）开始的，而是从过程开始的。这本身便具有艺术的性质。真正的科学创造同样产生于“对酒当歌”之时。今天人们按照某个科学基金会的指南申报课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明确动因和对最终结果的预计，这种起于因果的状态与人们刚刚接触科学时的初始状态相比已发生了某种变异。这与牛顿、笛卡儿、开普勒、伽利略时代，甚至与爱因斯坦、普朗克时代也有一些变化。然而，透过这一当今现象仍然可以看到真正的科学活动从过程开始的特性，并非任何一项科学活动都只是“听命于”基金会的，何况，基金会的眼光有时也更远大了，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艺术的莫名动因。
激情是属于艺术的，理性是属于科学的，其实，理性与激情都属于人，统一于人，正是这种统一导致了艺术和科学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开启了文明，而语言最初的粗放直接表达人性，语法句法的日臻成熟又象征着人性的另一面——理性；然而，又是人的激情去进一步丰富语言并产生了修辞学以及由语言表现的文学、哲学……又在文学、哲学、科学的活动中发展语言。语言的原始形态更靠近艺术，语言又发展、成熟于艺术活动中，科学依赖于语言，又拓展语言，由此而与艺术更加难舍难分。
是共生于人的激情与理性一道孕育了科学。艺术不仅引导了科学，还使理性的科学身上涂下艺术的光泽。
文艺复兴所复兴的不只是文艺。那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在作了这番精彩的描述之后，一口气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20多位科学家。当恩格斯把“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相提并论之时，我们更可感到艺术和科学的联合力量。
二
由于有作为人的本性或潜在本性的一面的理性而演变出了理性主义。在不失激情之中生长和发展起了理性主义的民族以更多的幸运受惠于自然。然而，理性是激情荡漾的人在面对自然时被挖掘出来的，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科学并非理性的惟一成果。人在面对人时表现的理性还导致了伦理学的诞生。理性道德的杰出代表人物康德把“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把他当作工具”作为伦理的绝对标准。当爱因斯坦认为对人类做出更伟大贡献的是那些道德创立者时，人们似可更加深信，道德理性高于科学理性。
“真善美”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注意。真固然是善与美的基石，而真与善同是美在科学和伦理中的表现。道德的伟大创立者亦必以某种形式揭示了或接受了某种特定的美学判断并在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定领域运用。美既是起点又是归属，并在归属之处生长新的出发点。人们确切地把美学划入哲学之列，当包括科学在内的许多门类纷纷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去的时候，美学依然安歇在哲学大地，它视野的纵观和独特使之永葆其哲学特性。人们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哲学和科学著作同时也堪称艺术著作，又看到艺术与科学在中世纪同时受到冷落，再往后则看到了由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复兴，这始终让我们看到美学的地位。时代与艺术共兴衰，艺术不是社会的点缀物。
古希腊人认为数与美是连在一起的，世界就是数的世界，世界统一于数，而有数就有美。几何从那时起就是数学，或者说，数学就是几何，欧几里得的几何就是一件辉煌的艺术品。到了17世纪，笛卡儿发现几何与代数是一回事，提高了代数的地位而并未降低几何的地位。笛卡儿接承古希腊思想，仍然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与数学相一致的，却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下的统一。从17世纪到19世纪，从牛顿、笛卡儿发端，产生了众多的数学分支，五花八门的分析学、几何学……让人眼花缭乱，以致看不清代表其生命的整体性了。克莱茵终于在1872年发现那五花八门的几何学原来仍然是那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一生的大半生活在20世纪的巨匠希尔伯特等人也一直视整体性为科学的生命。
牛顿将天上的运动和地上的运动用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统一起来，麦克斯韦尔把似乎毫不相干的电、磁、光用电磁场理论统一起来，爱因斯坦又把电磁学、力学用狭义相对论统一起来，并提出了把包含引力作用在内的四种作用统一起来的大统一场论构想。统一是科学的生命，就像三万多个基因并非生命而它们的某种统一才是生命一样。
大凡伟大的科学家都看重统一性，而统一性正是一种艺术特性。单一与艺术无关，单调与艺术无关，统一与和谐才有艺术，艺术灵感不产生于条分缕析之后，艺术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正因为如此，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像艺术家一样生活。艺术直通人性，追寻统一性的科学家亦在最通人性者之列。他们是在对生命的真实感受引导下前进的。
当今被划割的学科世界告诉我们，科学和哲学是两家。然而，在古希腊，它们是一家。到了近代，科学与哲学也并不像今天这样分了家，从莱布尼兹、笛卡儿、伽利略、开普勒……那里，就看不出是分了家的。笛卡儿认为宇宙是按照方程式F（x1，x2，…，xn）＝0运行的；开普勒也认为行星的运转应当是按照某个方程式绕着太阳行走的，他果真发现了T3＝D2这个式子；伽利略认为宇宙是一个伟大的书本，这部书就是由数学写成的。他们的成果叫做科学还是叫做哲学呢？至少可以说，他们诗情画意般的哲学引导了他们的科学活动。
即使到了20世纪，还可看到我们这里被截然分开的科学与哲学浑然一体的影子，罗素、怀特海这些人向我们展示着。其实，中国学者亦看到“科学家虽重精明，但伟大的科学家亦自有高明的哲学识度，透彻的宇宙洞见。哲学家虽重高明，但伟大的哲学家……其慎思明辨，确切准密处，以视科学的神明，有时实有过之无不及”。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在阿基米德之后两千多年，又有一句类似的话：“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是康德的话。这些豪言壮语，似是科学的光芒，却更像是艺术所点燃；似是科学的壮语，更像诗人的豪放。在缺乏艺术和哲学的国度里，在缺乏艺术和哲学的大学里，将看不到这种豪放，听不见那种豪言。
三
把教育看得很重的人们，常常是从我们平均科学技术水平低下那里受到震撼的，而平均艺术水平的低下、平均哲学水平的低下常常不会触动我们。这是教育的麻木。
还有，技术是很有用的；但是，若再问一下技术的原由，就到了科学；但是，若再问一下科学的根底，就到了哲学；再问问哲学的生命源泉，就到了仰天望地的生活，艺术般的生命。从技术，到科学，到哲学，到艺术，似乎是越来越没有用了。那种过分轻率地问及“这有什么用啊”的情况实在是很普遍的。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也常见。
正是这种轻率使得艺术和哲学及其教育的实际地位总是那样低下，以至于让我们捡着了“小用”，“大用”却离我们而去。相信艺术与哲学力量的欧洲创造了近代科学，众多的划时代科学理论诞生于欧洲，这样才有了技术的普遍繁荣。我们实在是倒装了，我们总是从技术开始去思考。实际上，技术至上是“上”不了的，或者说，是走不了多远的。
如果盼望灿烂的科学之花，特别是重大理论科学成果之花，在我们东方这片圣洁的土地上盛开，那么，必须对艺术和哲学课程怀有更高的热情，虔诚地请出这两座尊神。
“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正确的口号很少被正确运用过。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口号贯彻的结果往往是大大降低了、损害了理论的地位，其结果证明，也大大损害了实践。艺术和哲学本身就是人类伟大实践的结晶，当人们把实践的内涵弄得贫乏不堪时，许多格外珍贵的实践被贬了，甚或被掩没了。人文教育，人文课程，曾经有过的岌岌可危的局面，也是最能表明实践被误解的历史。
什么知识最有用?关键是个“最”字。
技术至上者认为，技术最有用。
斯宾塞认为，“就是科学”，“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
卢梭作了不同的回答：“人类的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但最不完善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赫钦斯与卢梭的回答相近：“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能给予我们知识，而且是关于最重要问题的最有意义的知识。”
生活在20世纪的赫钦斯在美国教育中的影响极具代表性，他的观点反映了美国重视人文教育的现实。都说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处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连物理学都只剩下“三机一泵”了，那不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极端的实用主义吗?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实用主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实用主义的哲学基…… 全科论文中心http://www.issnc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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